在中国企业家中，牛根生非常独特。他不像那般草寇，叫嚣着狂乱地杀向市场，最后连个全尸也没有落下。蒙牛以卓越的业绩升至乳业三甲，但牛根生似乎对“老大”并不感兴趣；他不像那些海归，以洋教士的虔诚散播了西方管理经典，却无法将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化兼容。牛根生似乎对西方的营销和管理的玄机有着一点就透的精明，但在适可而止的同时，只一个“仗义疏财”就将企业弄得铁桶一般；他不像张瑞敏拥有官方背景，也不像柳传志做企业累得不行，更不像比尔。盖茨，后者是标准的商人，地道的经理和严格意义上的老板……牛根生更像一个邻家大哥，一个值得尊重的乡绅，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商人。
牛根生中庸的几个特征
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企业起什么作用？更具体的问题是，当“和谐”到了“拼命”的商战的竞争层面，是怎样一种状态？
蒙牛，首先是一家和谐的企业。“讲奉献，但不追求清贫；讲学习，但不注重形式；讲党性，但不排除个性；讲原则，但不脱离实际；讲公司利益，但不忘记国家和员工的利益。”我们从那随处可见的标语牌里随便挑出一个，其“中和”的色彩溢于言表。
牛根生，性格平和，外表憨厚，为人大方，简直就是“中和”的化身。
第一、牛根生不爱财。在伊利做副总时，他将自己获得的千金散尽，分发给部下。据说这是郑俊怀对他“怀恨在心”的理由之一。蒙牛成功后，牛根生只要了很少的一部分股权，最后又将它捐献出来，全都还给了企业。同时，在中国慈善排行榜上鼎鼎有名。
第二、牛根生不吹牛。即使获得了蒙牛这样空前的成功，“打造百年企业”、“走出去”和“500强”这三个中国企业“吹牛”的典型标语口号，牛根生很少使用。
第三、牛根生真的讲和气。创立蒙牛之初，伊利的人将一夜之间矗立起来的蒙牛广告牌在另一夜连根拔掉，但牛根生却喊起“向伊利学习，做内蒙第二品牌”的口号，张罗着建立“中国乳都”并将第一把交椅干脆送给伊利。
第四、牛根生很讲道理。看牛根生被采访，听牛跟生发言，没有那么高深但却发人深思，没有那么堂皇但却非常漂亮，没有一点点隐晦而是特别阳光，没有一丁点做作而是十分的诚恳。不是老板，不像成功的企业家，不如别人的庄严与崇高，就是老大哥一样的唠家常，却使人受益匪浅。
第五、牛根生不爱专权。进入2006年，牛根生几乎是自导自演地“提拔”了蒙牛的CEO，自己转而就只做董事长。而时隔不久，他又郑重宣布，将在2008年放弃董事长的职位，然后就做一个“养牛种草的工人、农民的儿子”和“全体健康乳制品消费者的仆人”。
第六、牛根生大智若愚。看上去土生土长的蒙牛，却能够将最先进和最流行的“4R营销”运用自如，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开辟了奶站、运输队和销售网络，以区区一千万创业基金在短短五年后博得了100亿元的增长。 1998年，从伊利走出来一个被迫辞职的牛根生。2006年，牛根生在如日中天中宣布放弃董事长的宝座……媒体在反复的报道中透足了猛料，坊间在不断的猜测中澄清了视听，好事者的恶意歪曲和戴着有色眼镜的旁敲侧击，令牛根生怒发冲冠但无可奈何，而牛根生走的路真的与众不同，也确实承载了一种特别的嘱托——中国企业家脱离西方轨迹，走出中国特色的企业家之路，就在牛根生的努力之中。而剖析牛根生标本的意义，在于我们要解开的一个谜：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发展中，靠对传统文化的承袭管用不？能管多大的用、管多久的用？
首先，“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的蒙牛信条，其实就是“德，意犹帅也”的现代版。这里的“德”，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有内容有内涵的，只是到了十年文革中被架空。在孔子时代，“大德”就是统治者如何与百姓在“仁”的层面上的兼容；而在蒙牛的发展上，牛根生强调的“德”，首先就是企业要遵循企业的游戏规则和市场规律。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蒙牛与伊利的关系上。作为被抛弃者的牛根生始终以君子坦荡的胸怀给了人们一张满意的答卷——“竞争对手就是竞争队友”，与伊利携手打造“中国乳都”。“想赢两三个回合，赢三年五年，有点智商就行；要想一辈子赢，没有‘德商’绝对不行。”牛根生的这个观点的现代意义有多大？看看最近一年来世界500强不断出事的事实，结论不言自明。
其次，对金钱与权利的“从无到无”的观念，其实正是“有无相生”这一古代辩证法的实际应用。10亿元人民币，说不要就不要了。股权，说捐就捐了。总经理、董事长，说不做就真的不再做下去了。牛根生以“大彻大悟”的我们这个时代里越来越少?的洒脱，走出了我们许多人难以超越的极限——当人们把对明星的收入、企业家的财产的惊羡与自己的奋斗最后都导入了一个非常的系统——无尽无休的对于权钱的追求的时候，牛根生给所有人上了一课，这一课从古到今一直没有停，但这一次是牛根生在讲课：“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决定我的收入。如果企业没有了，我的不到10%的股份还有什么用？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要么就是‘大有’，要么就是‘大无’。‘无’是最大的‘有’，‘大无’等于‘大有’”。
再次，“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蒙牛法则，其实就是“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早在伊利任职期间，公司给他钱让他买一部好车，他却为他直接部下每人买了辆面包车；他曾将自己的108万元年薪分给了大家。创办蒙牛后，他每年的红利大半用作奖励员工和经销商……算起来，牛根生拿自己的钱奖励手下的员工也有十几个年头了。如今，牛根生又捐出了自己全部的股份，这不仅是国内首位有此举动的企业家，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捐出自己全部股份的华人企业家。正是企业家的如此理财观，使投奔蒙牛投靠牛根生的人才络绎不绝。 牛根生中庸的几个问题点
最后，蒙牛的“速跑”和牛根生的“哀兵必胜”，其实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现代演绎。“火箭”蒙牛的超速成长，带来的不是窃喜，没有骄傲，从不自满，反而带头向自己开刀，从最根本的问题上动摇自己的一切，这种非常自觉的价值判断，体现在牛根生身上的，正是中国“内敛式”文明的典型写照，是“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的概括与总结，是“吾日三省吾身”的真正内涵。
我们看到，牛根生很中国。很中国的牛根生，他的追求、理想、价值观和道德品质，因为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而在很另类中更容易发现其历史背景；因为弘扬了中国商业文明的深刻底蕴而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独树一帜；因为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精神而与外来文化在中西合璧中更彰显了特殊的魅力。于是，牛根生现象的真正意义是，在中西方企业家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最具借鉴的意义是什么？
1、牛根生能否被复制？
问：从小50元被卖给人家做养子，从刷瓶工到伊利副总，然后是被边缘化而辞职另谋生路，最后是走投无路创办蒙牛，个性化的牛根生最终还给社会一位个性化的企业家。那么，在MBO、年薪制、股权、分红等等带有体制根本改革的不断深化中，中国的企业家，向左？还是向右？
答：如果不抱任何的偏见，我们会发现牛根生所进行的，是一种带有超越意义的体制改革。尽管它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却体现了一种非凡的探索价值甚至穷尽了人类精神的一定层面。从这个标本望过去，作为人的企业家的最具价值的选择，也许会离开客观的、世俗的和市场的范畴而表现得更有层次。
2、牛根生能否超越“西方”？
问：中国人讲中庸，西方人重偏执。中庸的中国人至今仍在“发展”，而鼓吹建设性破坏的西方人“发达”得流油。这个时候将牛根生的“共产实验”津津乐道，如何激发中国企业家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
答：中国能否追上发达国家？中国追上的发达是否和他们的一样？中国如果真的也发达了能否有所建树和有所突破？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再来看牛根生的案例，答案就会非常明确。
同样，没有谁非要开展一场向牛根生同志学习的运动。但是，中国企业家不能对此集体性失语，更不能不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大目标下的自己的创新式活法。
3、牛根生是一流企业家吗？
问：比尔。盖茨是一流企业家。他将最好的产品奉献给社会，创造了一流公司的不朽神话，在将公司做成帝国后把自己的财富拿来捐赠给社会。而牛根生在小试牛刀后就平添退意，是典型的中国式“小富即安”的翻版。
答：一流的盖茨，多次将末流表演在法庭上败露。“天使”盖茨创造了商业奇迹的同时，却反过来席卷了世界性财富而被称为“魔鬼”。同时将人性的优点与缺点暴露无遗的盖茨的历史和获得历史怎样的评价，现在还为时过早。就像牛根生是否一流一样，这是个让历史来判断的事情。而牛根生“以退为进”的努力，是中国人智慧的象征而非我们劣根性的发作。
4、牛根生中庸的现实意义到底有多大？
问：在中国企业进军500强、走出去和实现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过程中，突然间出现“中庸概念的牛根生版”，是偶然还是必然？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利大还是弊大？ 蒙牛还能做多大
答：看看巴以冲突，看看恐怖主义，再回头看看我们社会的丑恶现象，看看在拜金主义和传统道德两难中难以抉择的人们的痛苦表情，牛根生——像刘备、像诸葛、像文天祥、像胡雪岩、像雷锋和焦裕禄的这么个带有符号意义的、带有新、旧企业家特征的和带有探索与认识价值的、土生土长的和大获成功的中国式企业家，其意义怎么看都小不了。
100多亿人民币的销售额，即使是今天，蒙牛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而蒙牛还能做多大？这不是一个蒙牛就能回答的问题。
第一是中国乳业的产业结构、产业基础等产业革命能否带来蒙牛等中国乳制品企业在新一轮发展中的外部环境？第二是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和健康理念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支持中国乳业的成长？第三是在与内外行业对手或此消彼长或共存共荣的竞争中，蒙牛占位能否总是靠前？
是的，第三个问题是蒙牛要认真思考的。前两个问题又不能不重视。在中国做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的一个困境是，我们企业的外部环境不好，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和法规不配套。这些年来蒙牛被竞争对手陷害和被恐吓的事实，带给牛根生的压力不小。一方面，在中国越是优秀的企业就越是承担了探路者的使命，而使得一个牛根生和一个蒙牛要考虑的“宏观问题”，可能不比一个部长和一位省、市长要少；另一方面，企业又必须获得实际的利润和真正的增长，将赚钱进行到底。
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处境。这就需要中国企业家有一种特别的情怀——社会责任+民族自信心+企业发展+市场健康+利润率。于是，关于“利润最大化”的争论总是模棱两可，关于“企业市场化”的努力又总是在最后因为终于搁浅在市场而一筹莫展。
于是，最重要的问题一下子一起集中地摆在牛根生和无数优秀的企业家面前，一是想做多大？二是能做多大？想到的大和能做的大怎样平衡？真正的大和泡沫的大怎样区别？如果大起来能否再接着大下去？
在一种人怕出名猪怕壮的文化束缚中，不做大、不做那么大、不做得很大，是不是一种特别的选择？牛根生当属此列！
一起做大，做大乳业，做好乳都，不靠一个企业的单枪匹马，而是捆绑起来向着新世界出发，是不是一种中国式智慧？牛根生乐此不疲！
大一统思维，再一次眷顾了牛根生。全球经济一体化，以一种趋势的惯性扫荡了封建主义的小打小闹的闭锁式思维。
解读牛根生的另一种成功
在牛根生的所有努力中，始终带有一种“探底”的“中国功夫”——不迷信MBA，不崇拜比尔。盖茨，他的全部努力是最终要实现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和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实实在在的振兴！
蒙牛要赢利，要赚钱。这是企业的本质属性；
蒙牛要出好奶，出更好的产品。这是蒙牛赚钱的前提；
要奖励人才，要集聚优秀的人力资源，这是蒙牛出好产品的前提；
自己做好表率，做好人，才能成好才，这是蒙牛人才战略的前提；
……
顺着这样的思路，牛根生的谜其实很好解开。以这样的哲学来做企业，牛根生解决了企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企业创新的根本，是企业家创新。而在企业家创新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是钱，二是权。一个自己主动“弃权”的老板，让出了莫大的成长空间——为更年轻、更有为和更努力的新人！
于是，蒙牛，不是很大；蒙牛的身上，商味也十足；牛根生，也没有做什么更大的事情，既不是石破天惊的轰动，因为透过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其尽数，也不是不可比拟的高深，即使是寻常的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座右铭，与牛根生无异。
但是，区别已经有了——比500强的“经济动物”更政治；比跨国公司“科技疯长”更科学；比“走出去”（回不来）的某些企业更稳健；比对中国消费者实行双重标准拼命掠夺顾客的百年洋企更亲和……蒙牛，走在大路上。牛根生的脚下，还是“牛劲儿”十足！
